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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的大多數國家在經濟快速發展的過程中，都被環境污染問題所困擾，而且無一例外的都走了“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環保產業進入成熟和穩定期都要伴隨著經濟的波動、環境危害事件的催化、政府對環保的重視以及人民意識的提升。美國、日本和中國的環境質量與經濟發展都復合環境庫茨涅茲曲線的特征，中國環保產業正處于高速發展期，環保設備制造業波動幅度較大。其產業遷移分為兩個階段：階段一在政策影響下，產業大幅向天津遷移；階段二，在發揮東部地區裝備制造業優勢的前提下，向中部地區轉移。
環境庫茨涅茲曲線
學術界對環境和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提出了一個“環境庫茨涅茲曲線”，即環境質量與經濟發展成“倒U型”的關系。當一個國家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時候，環境污染的程度較輕，但是隨著經濟的發展，環境污染由低趨高，環境惡化程度隨經濟的增長而加劇；當經濟發展達到一定水平后，環境污染又由高趨低，其環境污染的程度逐漸減緩，環境質量逐漸得到改善，這種現象被稱為環境庫茲涅茨曲線。
這一現象的內在機制是由規模效應、結構效應和技術效應三者共同作用的。規模效應是指污染會隨著生產經濟規模的擴大而增加，結構效應是指隨著生產規模的擴大，產業結構也在不斷升級轉換，一般農業向工業的轉變會增加污染排放，工業向服務業轉變會減少污染排放，這兩次產業轉換使得“經濟-環境”系統呈現“倒U型”關系；技術效應是指在產業結構的轉變過程中，離不開技術的革新，它在提高生產率的同時會減少污染排放，污染隨技術提升成比例遞減。
全球環保行業發展現狀
全球環保產業發展進程總覽，各國發展階段不同
結合環境庫茨涅茲曲線可知，當經濟處于不同的發展階段時，環境污染情況也各不相同。從全球視角看，各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不同、產業結構不同，造成的環境污染問題也不盡相同，故環保產業的發展也處于不同的發展階段。
美國、加拿大、西歐等發達國家環保產業發展相對完善，中國、俄羅斯等處于發展期，非洲、南美洲與部分亞洲國家環保產業發展相對落后。
歷經波折后，美國環保產業已經進入穩定發展期
19世紀以來，工業革命為美國經濟的騰飛奠定了堅實基礎，1920-1970年鑒，美國的全要素生產率達到了歷史高峰。而環境問題與經濟發展如影隨形，和其他發達國家一樣，美國同樣經歷了“先污染，后治理”的過程。美國環保發展歷程分為四個階段：孕育期、發展初期、緩慢發展期、穩定增長期。
第一階段：孕育期（20世紀70年代之前），在工業化及經濟快速增長初期，美國一開始對環境問題的重視程度也較弱，環境污染問題處于累積階段。但隨著19世紀中葉出現的多諾拉二氧化硫事件、洛杉磯光化學污染事件等的出現，環境污染問題開始顯露。
第二階段：發展初期（1970-1980年），在民眾對生活環境要求提高和重大污染事件爆發的背景下，美國環境法體系建立，聯邦介入污染控制，國家政策高度重視環保，環境質量持續改善。
第三階段：緩慢發展期（1981-1989年），里根任期國家發展重心主要是振興經濟，環境質量略有放松；這一階段經濟快速發展，環境治理速度跟不上經濟發展的速度，環境惡化。
第四階段：穩定增長期（20世紀后半葉-至今），美國環保法案不斷修訂、完善，細化到海洋、大氣、固廢、水等個領域，各行業污染排放標準也陸續建立，環境污染問題極大改善。
綜上，美國的經濟發展情況和環境污染情況也是符合環境庫茨涅茲曲線的特征，一開始，環境污染問題與經濟發展正相關，在經濟水平增長到穩定期后，著手環境治理和環境監測，逐漸解決環境污染問題。
結合美國環保產業發展周期的各項指標發現，穩定發展期環保產業產值占GDP比重約1.5%，增速保持在3%-6%之間。此外，隨著國家產業結構的改變，主要污染物也會發生變化，從重點治理大氣，發展到重點治理水體，到目前大氣、水體和固廢三者并重。美國環保產業的生命周期形態更偏向于周期擴展型，即隨著環保產業的發展和環境質量的改善，環保產業的發展重心將根據需求的變化而發生改變，進而帶來新一輪發展。
日本克服多種環境污染問題后，環保產業進入成熟期
日本是亞洲國家中最先進入發達國家行列的國家，其環境問題也是“走了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日本環保產業也歷經了三個階段：形成期、成長期和成熟期。
第一階段：形成期（1950-1970年），日本經濟進入高速增長階段；1968年，日本經濟便僅次于美國，占據了資本主義國家中的第二名；期間，日本依靠技術的引進和工業設備的更新，快速而有效地推動了工業現代化進程，鋼鐵、交通、機械、石油化工、家電制造等產業實現了騰飛。但也是這種短時間工業化的集中發展，使得區域污染物的排放總量快速超過環境承受能力，進而引發接二連三的環境問題，對民眾身體健康造成了危害，如四大公害病：富山縣的痛痛病（鋅、鉗冶煉廠），熊本縣的水俁病（醋酸廠、汞中毒），四日市的哮喘病（石油化工廠），新潟縣的水俁病（昭和電工）。
第二階段：成長期（1971-1990年），在工業發展帶來了一系列危害后，1967年政府就制定了《公害對策基本法》，1970年后又陸續出臺了《大氣污染防治法》、《自然環境保全法》等等一系列政策，著重改善環境質量，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隨后日本出現了嚴重的通貨膨脹和經濟蕭條，又開始放松對污染物的排放標準。
第三階段：成熟期（1991-至今），日本經濟發展進入了“失去的二十年”的階段，經濟發展的整體低迷背景下，環境污染問題大大減弱；再加上2011年“福島核泄露”事件后，日本實行了階段性“去核”戰略，對環境治理問題的重視程度進一步加深，環保產業進入成熟期。
綜上，世界上的大多數國家在經濟快速發展的過程中，都被環境污染問題所困擾，而且無一例外的都走了“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環保產業進入成熟和穩定期都要伴隨著經濟的波動、環境危害事件的催化、政府對環保的重視以及人民意識的提升。
中國環保設備產業發展現狀
中國環保產業發展歷程一覽：仍處于成長期
改革開發40年，伴隨著我國社會經濟和生態環境保護事業的不斷發展壯大，中國環保產業從無到有，產業體系不斷完善，產業規模不斷擴大，技術水平不斷提升，已經成為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結合我國經濟發展水平和環境污染、治理情況描繪出我國環境庫茨涅茲曲線如下；目前，環境治理取得了很大的進展，但仍有較多污染問題亟待解決，環保產業正處于高速發展期。
回顧我國環保產業的發展歷程可以將其分為四個階段：形成期、發展初期、發展中期和高速發展期。
第一階段：形成期（1990年前），這一階段以發展經濟為主，環境形勢嚴峻。1972年6月聯合國在斯德哥爾摩召開第一次人類環境會以后，環境問題引起了我國高層決策者的重視。1973年8月，國務院頒布了我國第一個環境保護文件—《關于保護和改善環境的若干規定》；由此，我國環境保護事業開始起步。1988年，全國從事環保產品生產的企業1928個，實現工業銷售產值38億元，銷售利潤8.3億元。產業內容以治理設備的加工制造為主，產品主要集中在“三廢”的末端治理和綜合利用。
第二階段：環保產業進入發展初期（20世紀90年代）。我國進入第一輪重化工業時代，城鎮化進程加快，城市生活型污染加劇。伴隨經濟粗放式快速推進，工業污染和生態破壞總體呈加劇趨勢，農業面源污染問題凸顯，一些地區流域、區域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已經制約了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甚至對公眾健康構成威脅。產業范疇由以末端治理的設備制造為主，擴展到覆蓋環保產品、環境服務、清潔技術產品、資源循環利用四大領域。1993-2000年的7年間，全國環保產業的從業單位數量由8651家增長到18144家，從業人員由188.2萬人增長到317.6萬人，營業收入總額由311.5億元增長到1689.9億元，年均增長約27%，利潤總額由40.9億元增長到166.7億元，年均增長約22%。
第三階段：環保產業進入發展中期（21世紀初），經濟發展與保護環境并重。這一階段，多項政策和規劃所制定的污染物總量控制制度帶動了污染治理及監測技術裝備產業市場快速發展。2010年，“大力發展環保產業”首次寫入國民經濟發展規劃中，環保產業地位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第四階段：環保產業進入高速發展期（2012-至今）。一方面，環保產業的業務領域更加細化，覆蓋全產業鏈“預防——監測——治理”，覆蓋水、大氣、土壤等多領域。另一方面，在政策的強力驅動下，PPP、第三方治理模式快速推進助推環保產業轉型升級。截至2018年9月，財政部全國PPP綜合信息平臺項目管理庫共有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類項目796個，占PPP項目總數的9.6%，項目總投資額8733億元，占PPP項目總投資額的7.1%。
工業污染治理發展重點從廢水轉向廢氣
從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來看，工業污染治理發展重點已經從廢水轉向廢氣。1998年，工業廢水治理投資額占比為58.73%，工業廢氣治理投資額占比為26.53%；1998-2002年，投資重點仍集中在廢水治理；2003-2012年，水質條件的改善使得工業環境治理重點發生改變，廢氣治理成為重中之重，投資占比差值保持在15%上下。2013年后，空氣質量的惡化使得工業污染治理進一步向廢氣集中，治理廢氣的投資占比保持在60%以上。
環保設備制造業高速發展，2020年產值將達萬億
環保裝備制造業是環保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保護環境的重要技術基礎，是實現綠色發展的重要保障。近年來，隨著環境污染形勢日益嚴峻，國家加快了大氣污染防治、水污染治理、土壤污染修復等方面政策的出臺，而更為嚴格的污染物排放和治理標準，為新增和升級改造現有的環保設備提供更為廣闊的市場空間。
環保產業營業收入與GDP的比值已由2004年的0.37%增長到2017年的1.63%，對國民經濟增長的直接貢獻率從0.3%上升到2.4%。數據顯示，近年來，在政策支持和市場需求的雙輪推動下，我國環保裝備制造業實現了快速的發展,2010-2017年行業年復合增速達20.6%。2018年，污染防治領域（環保設備制造和環境服務業）營業收入約1.5萬億元，較上年增長約11.1%。此外，2017年10月，工信部發布《關于加快推進環保裝備制造業發展的指導意見》提出，2020年環保裝備制造業產值達到10000億元的目標。
中國環保設備產業遷移路徑分析
大氣污染防治設備產量占環保設備總量50%以上
我國環保裝備產量的波動較大，近年來，大氣污染問題就成為中國環境治理的重中之重。隨著非電煙氣治理改造需求預期持續升溫，各地陸續出臺非電行業超低排放地方標準，政策從中央傳遞到地方，環境治理指標從國家層面落實到地方，環保項目也將逐步落地以實現各地方目標。從歷年數據看，2006年后，大氣污染防治設備的產量占環保設備總產量的比重中均超過50%。故以大氣污染防治設備生產制造情況為例，探索環保制造業遷移路徑。
從大氣污染防治設備的產量變化看，2013年是大氣污染防治的分界點，2013年產量為8.6萬套，2014年猛增到30.7萬套。分析其原因主要有：第一，2013年前后，我國城市霧霾天氣頻發，PM2.5污染問題引起了全社會的關注；第二，2013年11月，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允許社會資本通過特許經營等方式參與城市基礎設施投資和運營。
大氣污染防治設備制造業遷移路徑
2014年開始，大氣污染防治設備制造業進入快速增長階段；2016年產量達到歷史最高值。故選取2014年、2016年和2018年三個時間節點各省市的設備產量并進行對比，探索大氣污染防治設備制造業的遷移路徑。
從2018年大氣污染防治設備的產地分布來看，目前，主要集中在湖北、廣東和山東，產量合計占全國比重58.89%。
對比2014年和2016年產地分布圖示發現，大氣污染防治設備制造業顯著向天津地區集中，2016年天津產量比重高達28.92%；從絕對量看，湖北、山東、江蘇、河南等地產量增長較為平穩，但市場份額相對大幅下降。此外，受政策影響，最新修訂、被稱為史上最嚴的《大氣污染防治法》于2016年1月1日起施行，而京津冀及周邊地區是重點治理地區；受地區集聚效應影響，北京和河北兩地的環保設備制造業大量遷出，向天津集中。
綜上，這一階段遷移特征整體體現為：全國大部分地區環保設備制造業發展平穩，陜西、北京、河北、遼寧等地企業大幅向天津地區遷移，這一階段全國大氣污染防治設備增量的80%都集中在天津。
對比2016年和2018年產地分布圖示發現，天津地區在經歷2016-2017連續兩年的高速增長后，市場容量相對飽和，產量回歸到初始水平，2018年產量僅108套。在產量普遍下降的大背景下，廣東和陜西兩地的產量大幅增加，湖北產量下降但占比仍然是全國第一。這一階段遷移特征整體體現為：向湖北和廣東地區遷移，一方面發揮東部地區裝備制造業優勢，另一方面東部市場容量相對飽和，向市場需求大的中部地區遷移。
中國環保設備產業發展趨勢
我國環保產業經過40年發展，從最簡單的消煙除塵、污水治理的簡易設備制造和工程建設起步，發展到現在形成了比較完善的產業結構體系，能夠較好地支撐和服務當前我國生態環境保護需要。我國環保產業走過了主要環保產業技術裝備從引進消化吸收到基本實現國產化、主要領域與國際同步、部分領域領跑的華麗蛻變。目前，“既要金山銀山，也要綠山青山”是中國各產業發展的重要宗旨之一。中國的環保產業正處于高速發展期，環保產業將迎來機遇期，預防和治理雙管齊下。未來，環保設備產業的產品將更加專業化、更加細化，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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